在研究外交史的過程中，常會接觸到大量的相關人名、地名與機構名稱，然各國文字與拼音常不一致，帶給研究者許多困擾。政大歷史學系一群研究中國外交史的師生有鑑於坊間近代中國外交史的辭書錯誤甚多，且依循學術嚴謹標準編撰者並較少，故整理現有各種外交工具書，參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檔案》數位典藏計畫相關資料等，終於完成本書，希望能提供一本較可靠的工具書，供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者參考。

在研究外交史的過程中，常會接觸到大量的相關人名、地名與機構名稱，然各國文字與拼音常不一致，帶給研究者許多困擾。政大歷史學系一群研究中國外交史的師生有鑑於坊間近代中國外交史的辭書錯誤甚多，且依循學術嚴謹標準編撰者並較少，故整理現有各種外交工具書，參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檔案》數位典藏計畫相關資料等，終於完成本書，希望能提供一本較可靠的工具書，供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者參考。

本書不是一本辭書，而是從辭彙中獲得聯想，以柳美里個人的生命經驗為主軸，纏繞詞彙發展而成的散文集。作者憑藉私人感受來詮釋詞彙，不僅滿足了讀者的偷窺欲望，也以她特有的冷漠無情的文學之眼，觀照自身的隱私，彷彿是一場赤裸裸的自我治療。本書摹擬辭典的書寫方式與編排，不僅可口易讀，更使讀者彷彿能在某些情境，某種情緒中照見自己，得到來自心靈深處的共鳴。

本書不是一本辭書，而是從辭彙中獲得聯想，以柳美里個人的生命經驗為主軸，纏繞詞彙發展而成的散文集。作者憑藉私人感受來詮釋詞彙，不僅滿足了讀者的偷窺欲望，也以她特有的冷漠無情的文學之眼，觀照自身的隱私，彷彿是一場赤裸裸的自我治療。本書摹擬辭典的書寫方式與編排，不僅可口易讀，更使讀者彷彿能在某些情境，某種情緒中照見自己，得到來自心靈深處的共鳴。

與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相左，張聞天提倡“和平共處”外交路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走的和幾十年前張聞天設想的是同一條軌道 張聞天不僅是中共黨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國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第五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從1949年至1959年歷任中國出席聯合國和安理會首席代表、駐蘇聯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後在廬山會議上因直言蒙冤，1979年得到平反。 本書作者曾任張聞天秘書、張聞天選集傳記編輯工作小組組長。他以自己九年在張聞天身邊工作的親身經歷及多年的研究成果，對張聞天的外交生涯和外交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介紹和總結，尤其詳述了張聞天在個人迷信和閉關鎖國的歷史條件下，堅持獨立思考，提出了一系列與毛澤東的觀點和分析相左的外交路線和理論見解，如他對中國與聯合國、西方國家、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的論述、對蘇聯模式的質疑等，說明張...(展开全部)

與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相左，張聞天提倡“和平共處”外交路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走的和幾十年前張聞天設想的是同一條軌道 張聞天不僅是中共黨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國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第五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從1949年至1959年歷任中國出席聯合國和安理會首席代表、駐蘇聯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後在廬山會議上因直言蒙冤，1979年得到平反。 本書作者曾任張聞天秘書、張聞天選集傳記編輯工作小組組長。他以自己九年在張聞天身邊工作的親身經歷及多年的研究成果，對張聞天的外交生涯和外交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介紹和總結，尤其詳述了張聞天在個人迷信和閉關鎖國的歷史條件下，堅持獨立思考，提出了一系列與毛澤東的觀點和分析相左的外交路線和理論見解，如他對中國與聯合國、西方國家、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的論述、對蘇聯模式的質疑等，說明張...(展开全部)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宋代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諸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另外，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常以詩歌代替書信或論說。《宋代外交史》中的敘事常引用詩歌輔助，也說明了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展开全部)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展开全部)